柳甄:这一年的迷失和控制
未来一年，柳甄的压力会更大
雷晓宇：我记得，去年4月你来UBER之前，2月14号滴滴快的刚刚合并，2月20号UBER的单量就猛地一下起来。当时大家都在说，UBER的估值已经410亿美元了，要冲击千亿估值，就必须拿下中国市场，肯定有一场恶仗要打。UBER的创始人Tavis Kalanick一向被认为是个有攻击性的人，“好斗”、“土匪”，他要打仗，大家都觉得他会在中国找一个和他相似的人，但为什么是你呢?
柳甄：之前我一直在硅谷做律师。律师有很多种，我是交易律师。在硅谷，这种律师和客户的联系是很紧密的，帮创业公司融资，和创业公司一起成长。经常我们的客户有斯坦福MBA毕业的，开着破车，来我们事务所说：“我呢，有个想法，几个天使投资人给了点钱，你愿意帮我设立公司、帮我融资吗?”
我在做了10年之后，越来越觉得我不像个律师。律师天然有句话叫risk adverse(风险规避)，就是说，离risk越远越好，有什么事第一想法就是，最坏的打算是什么，比如说，违约了会怎么样。传统来说，我告诉你风险在哪就完了，由客户来决定。但在我做律师的后期，很多项目都是我一手在往前推，这就要求你更加乐观，更加敢于冒险，更加重视商业的本质。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越来越不像一个律师。我觉得，也许我骨子里就不应该是律师。我想要冒险，我想要做个决策者，而不是建议者。
雷晓宇：想要冒险，你觉得这是你的本性呢，还是说在硅谷被那种创业氛围影响的?
柳甄：硅谷有极大的影响，但我觉得，还是我的本性。不是说“披着羊皮的狼”，这么说不好，但我的确是那种愿意冒险，愿意千方百计把事情做成的人。
雷晓宇：你这辈子冒过最大的险是什么?不会是来UBER吧?
柳甄：对一个人的判断，你得把它放到成长环境中来看。我的经历和那些一直循规蹈矩的人不一样。
我是独生女，从小我父母就是全职工作，非常忙，我一岁零十个月就全托了，只有周末才能回家。我高中毕业就出国做交换生，在美国一个叫NEW HAMPSHIRE的州。这个州是美国大选进入的第一个州，但在1999年，很多中国人都没听说过。
那是个PRETTY WHITE的地方，非常白的一个小镇。我是那个学校唯一的华人，我寄宿的是个犹太家庭，有三个小孩。我去的第一个星期，我们家一个电话都没接到过，我一点都不想家，觉得什么都很新鲜。我是那种扔到非洲都能活下来的小孩。
有一次，几个同学从西藏回来，拍了个纪录片，就在学校的小礼堂放，大概是说藏独什么的。片子放完了，说谁有问题，我第一个就举手了。那时候我的英文肯定也不是那么好，但我站起来说，你们说的不对，这件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你们想听听我的想法吗?
其实我也没去过西藏，完全就是小时候一股爱国的冲动。现在听起来有点“二”，大伙也非常吃惊，在那么“白”的一个小镇上，他们从来没机会听一个大陆来的人讲这个。
不久前我参加一个经济论坛，又想起了这种感觉。当时是个讨论供给侧改革的论坛，级别还不低，吴晓灵主持的。结束之前，主持人问，谁有问题吗。我是唯一一个举手的，举得高高的，大家都看着我。我是当天唯一一个企业代表，我肯定也不是从经济学原理去谈论共享经济，我只是想从企业的角度谈一下供给侧的实践是怎样的。
其实我不太了解，很天真。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天举手都是事先安排好的。这时候我就想起了1999年那次，就是说，某种程度上你是个异类。
桑德伯格建议女人要“往桌前坐”，这对我来说从来就不是个事儿。我还是比较愿意往前冲的，从小就这样，每个礼拜一的升旗前讲话都是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人民大会堂代表青少年发言。那时候我妈也在政府工作，回来说，今天有个同事跟我说，上午人民大会堂有个小孩讲得真好，这个稿子还是我帮你润色的吧?
所以，我加入Ubr这件事，从我的家庭来看，从我的选择来看，没什么值得特别奇怪的。我一直就希望自己生命中有一段值得去冒险的、值得去付出的经历。
雷晓宇：和Uber是怎么接上头的?
柳甄：其实之前还差点去了一家比UBER还早期的创业公司，刚刚融了一两轮，没什么名气。这家公司需要我离开北京，所以没去成，但我一直就想要去一家创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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