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跨境电商激活沿线国家
首先，新业态“走出去”更容易突破传统的地理界线。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赵可金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一般来说，传统企业“走出去”往往需要跨越地理界线，通过绿地投资、跨国并购、合资经营、工程承包、实施战略联盟等方式，将资金、设备、人员等要素带出国门，实现对外投资与合作。即便是服务性企业“走出去”，也需要通过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或代理等商业存在形式提供服务。
而在“互联网+”时代，文化商务、信息服务、软件开发等类型的企业则可以借助互联网“就地出海”，突破地理空间距离的限制，对目标国家和客户提供信息、金融和商贸等多项服务，实现新形式的企业国际化。其次，新业态“走出去”有助于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技术跨越。
采访中，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认为，对“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我国在新业态领域具有明显的产业和技术优势。新业态企业“走出去”，可以帮助这些国家节省前几代技术叠加的成本，从而实现“弯道超车”，最终达到共同复兴的目的。其三，新业态“走出去”普遍贴近对象国民众，覆盖面广，有助于提升中国企业口碑，改善他国对华印象。
在华侨大学华文学院交流学习的泰国公务人员张富王向本刊记者表示，中国的淘宝和支付宝让泰国民众羡慕不已，而微信更是泰国年轻人热衷选择的通讯工具。王义桅说，长时间以来，传统业态“走出去”给他国民众带来的获得感体现不直接，有时还容易被误解为“资源掠夺”。而新业态企业往往直接给他国民众提供生活、经商方面的便利服务，有助于提高中国在所在国的形象。
业内人士认为，中国互联网企业在全球已经形成集团优势。借助网络的技术和沟通优势，互联网企业可实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概念联通”，是“一带一路”建设中一支重要的“轻骑兵”。
期盼全方位“精准政策”支持
调研中发现，虽然新业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势头良好，但总体仍属新生事物，不少企业主要遵循市场导向自主向海外拓展，还面临缺乏海外市场认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政策支持针对性不强等困难。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中，国务院参事室主任王仲伟认为，过去企业“走出去”时，政府部门是组织者，但在新经济、新业态蓬勃发展背景下，一个产业“走出去”更多是基于互联网平台，怎么把这些平台打造好，是摆在管理部门面前的新课题。
对此，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合作室主任张建平等专家向本刊记者建议，国家应重视新业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研究，为新业态企业“走出去”打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具体内容包括：
一是提升相关企业对外投资的便利化水平，完善风险提示等服务。某网络游戏企业去年在海外收购工作室，由于政策限制，资金流转时间较长，需要比美国的竞争对手多花1000万美元，结果失去了收购机会。
二是加快解决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的互认与对接问题。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推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重点制定顺应“互联网+”时代发展的法律监管规范，建立健全国际网络安全与信息监测体系，加强网络安全预警服务，保护新业态企业海外利益。
三是统筹设立项目资金，支持互联网核心技术研发与标准制定，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提升互联网、信息安全等领域的项目占比，抢占互联网信息技术制高点。
四是加大对相关国家通讯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力度，引导国有通讯运营商优先进入相关国家，为新业态企业进入提供优质基础设施。
监管规则不确定影响较大
今年4月实施的跨境电商进口税收新政，对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参照一般贸易的监管模式，引发了业内人士和消费者的广泛关注。
受访的部分业内人士认为，新政对于国内整体贸易环境公平、减少税收流失、规范跨境平台运作和货物品质确实具有积极作用，但对近两年来发展较快、消费者较为欢迎的“保税＋行邮”模式冲击较大。他们担心，在监管规则仍不明晰的背景下，跨境电商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支撑作用可能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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